女生节，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源于山东大学，是一个关爱高校女生、展现高校女生风采的节日，也是校园趣味文化的代表之一。没有统一的固定日期，由举办女生节的高校或组织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传说一：源于广工女生节
1991年，广东工业大学前身广东工学院在工科院校男多女少的特定环境下，以“关爱女生”为宗旨，通过开展高品位、高格调的人文活动，引导女生自身思想素质、道德修养、文化内涵、业务能力、心理健康等综合素质提升的女生节诞生了，并定于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举行，时间为一周。目前“广工女生节”仍然是全国高校中举办得最有特色的节日。
传说二：因三八妇女节而产生
据说，每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高校女生不愿称自己为妇女，又不想放弃女性的节日特权，不知何人提议，从此以后就有了女生节。根据一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女生和妇女只差一日”，大家都把3月7日，也就是3月8日的前一天称为“女生节”
传说三：情人节衍生品
中国情人节(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和西方情人节(每年的2月14日)都是在寒暑假里，而校园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爱情，所以，女生节诞生了。在这一天，男生向深爱已久的女生表白，或者男生们为女生过节，寻找让自己心动的女孩。
女生节，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源于山东大学，是一个关爱高校女生、展现高校女生风采的节日，也是校园趣味文化的代表之一。没有统一的固定日期，由举办女生节的高校或组织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开始的初衷本是关爱女性，提高女生的社会地位。当然之前肯定也有在这一天求爱的事情，但是现在，真的是赤裸裸的性骚扰。
面对性骚扰的指责，有的人仍认为这不过是玩笑开过了头，又没对女生动手动脚，根本不能算是性骚扰。但在不少国家和地区，这么污的横幅很可能被认定为性骚扰，制作者也会被追责。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性骚扰的“零容忍”态度——任何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为和要求都可能构成是性骚扰;即使并非针对特定个人，如果此类行为创造了一个胁迫、敌意、羞辱或者冒犯性的环境，也很可能被认定是“敌意环境型”性骚扰。这里所说的环境既包括工作环境，也包括校园环境。
即使在耶鲁大学这样的名校，性骚扰也时常发生。美国耶鲁大学就在这个校园性骚扰问题上就栽过跟头。2011年，该校学生向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投诉耶鲁大学存在性别敌视环境，校方对性骚扰处置不当。随后，民权办公室介入调查，在披露的诸多事例中，一个名为Delta Kappa Epsilon的兄弟会的性骚扰行为尤为引人，因为美国前总统布什父子都曾是此兄弟会的成员。
投诉者称，该兄弟会2010年曾在新生宿舍外高举“我们爱耶鲁荡妇”的标语，并高喊充满性暗示的口号。经调查，耶鲁大学认定该兄弟会性骚扰成立，勒令DKE兄弟会5年内禁止在校内进行招募及举办活动，并单独处罚数名成员。
再看我国的这些很污的横幅，首先言论涉性，其次从网上的留言也可以看出，不光这些学校的不少女生感到被侮辱被冒犯，很多理性的旁观者也认为这些横幅太过分。如果在对性骚扰“零容忍”的国家，悬挂这些条幅被认定为性骚扰，很正常。
然而我国目前对性骚扰仍无明确定义，女生对“横幅”束手无策
横幅火了，挂横幅的学校自然要赶紧处理。此次涉及性骚扰的横幅中有几幅出自于华南农业大学。3月7日晚，华南农业大学在其官方公号上推出了题为《这么“污”的女生节横幅，我们坚决SAY NO!》的文章，把板子打在了学生身上——未经校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校园内悬挂横幅;横幅内容有的言语低俗，不堪入目……但未提及公众最为关切的性骚扰问题。
这并不是学校故意回避，而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没有一部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准确界定什么是性骚扰。虽然2005年，性骚扰第一次出现在《妇女权益保护法》上，但仅规定“任何人不得进行性骚扰”，而未描述性骚扰的构成要件。在一些地方关于《妇女权益保护法》的实施规定中，虽然列举了一些性骚扰的具体方式，如“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但这样的列举明显落后于时代，且并未提及“敌意环境型”的性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自然不会去背“性骚扰”的恶名。
华南农业大学公号上重申规定的通知
性骚扰在法律上的尴尬不止于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刘小楠指出，虽然《妇女权益保护法》规定，性骚扰受害者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诉讼法中没有把就业歧视和性骚扰案件列为受案范围，“歧视”和“性骚扰”也没有列入最高法院的诉讼案由，造成这类案件在法院受理困难。
没有明确的定义，公众对性骚扰的认知就还停留在“动手动脚”，“耍流氓”的阶段，根本意识不到歧视性、挑逗性言论也可能属于性骚扰;性骚扰不是受案范围，结果通过司法途径进行骚扰维权时，法院常以名誉权纠纷的案由立案，这似乎暗示着受害人的名誉受到侵害而下降，往往让试图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女性受害人望而却步。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身权利受到损害，很多女性也会选择忍气吞声，更不要说在“敌意环境型”性骚扰面前维权了。
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让被骚扰的女性不再求告无门是当务之急
要让性骚扰的受害者不再求告无门，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完善我国的性骚扰立法，二要有专门负责反性骚扰的职能机构。在这方面，香港的经验值得大陆地区借鉴。
先看立法，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明确了性骚扰的概念，而且它把性骚扰分为两类：1、是不受欢迎的性要求和性行为;2、涉性行为造成了具有敌意或恐吓性的环境。在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的“防止校园性骚扰的问与答”页面上，专门就“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吓性的教育环境”做过阐释——“这是指在教育环境中任何不受欢迎的涉及性的行径，而该行径会妨碍其他学生的学习表现或影响他们愉快学习的环境。有关行为不一定是直接或故意针对个别学生。这类性骚扰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展示露骨或色情的资料、说黄色笑话、谈话粗鄙，以及使人反感的涉及性的笑话或行为。”
按照这段定义，如果在香港校园打出露骨且下流标语，毫无疑问已经触犯了法例。
有了明确的立法和认定标准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在于如何执行。上述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简称平机会)的运作经验值得借鉴。平机会不仅会负责监督学校和企业的反性骚扰措施的执行情况，也会亲自负责性骚扰案件。任何人都可以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平机会须对申诉指向的行为进行调查，如双方愿意调停，投诉人可按自身情况提出和解条件，如果调解无法达成和解，平机会可在诉讼中提供适当的协助。这是一个不会踢皮球的专职机构，能让受害者不会因诉讼成本而畏缩退却。
而在大陆地区，按照法律，用人单位、公安机关和妇联都有责任处理性骚扰投诉，但具体的责任和义务都没有明确，甚至还相互重合。以妇联的权益部为例，其主要职能是“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如果用人单位不查处呢?它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自然造成了处理性骚扰投诉能力的不同。数据显示，在2004年至2009年间，香港平机会共处理了527宗关乎性骚扰的投诉，平均每年处理近100起，而据媒体报道，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后，2005年，长沙市仅有1例性骚扰投诉。2004年到2005年两年间，上海市性骚扰投诉也仅有1例。
从之前的华科大“泼水节”到“污横幅”，每次都激起关于性骚扰的激烈辩论，是时候统一认识了。在男生眼里可能是玩笑，但对于很多女性来说，这无疑就是一种性骚扰。我们不仅需要对性骚扰有更多的立法，也需要不踢皮球的机构，让受害女性投诉有门。
女生是需要关爱的，女神也是需要尊敬的。作为男生，我们应该多站在女生的层面思考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女生都像男生那样“老司机”，开开玩笑无所谓，中国传统的观念还是比较保守的。这种保守不是守旧，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爱，不应该是第二天一起过妇女节，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