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英，努尔哈赤的长子，生于万历八年(1580年)，他从小在血雨腥风中长大，在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中，成长成一位勇猛无敌的战将。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八岁的褚英第一次率领一千人出征其他部落就获得大胜，凯旋而归。努尔哈赤对他的首战出色表现很是满意，赐予他“洪巴图鲁”(满语，旺盛的勇士)称号，并晋封他为贝勒爵位。在与乌拉部落战役中，褚英奋勇当先建立功勋，努尔哈赤授予他“阿尔哈图土们”(满语，广略之意)称号。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褚英又一次单独领五千人马出征，杀敌三千，缴获大量盔甲等战利品。在以骑射为第一生存手段的部落里，在以弓马夺天下的年代，褚英的骁勇善战令努尔哈赤十分欣喜，他为自己长子优异的表现而兴奋，他认为褚英可堪大任。
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十三岁的努尔哈赤决定选立一位继承人，这个人选自然落在褚英身上。褚英成了建州女真部落的二号人物，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褚英成为继承人之后，就立即想建立与自己新身份相匹配的个人权威。他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贝勒”宣誓效忠于他。但“四贝勒”不能接受在父亲之外再有人对他们发号施令，更不能接受褚英向他们索要马匹以及财物的行为，他们纷纷进行了抵制。早年跟随努尔哈赤打江山的费英东、额亦都、扈而汉、何和里、安费扬古“五大臣”，都建立了各自的功勋，他们也都看不惯褚英指手画脚狂妄自大的做法，因而“五大臣”对褚英的号令也是不冷不热。
褚英在有了继承人的身份后，他就被彻底的孤立了。原本勾心斗角互相拆台的“四贝勒”为了一个共同目的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他们将要面对的新君褚英。“五大臣”为了保全眼前的既得利益和将来不被褚英诛杀，也都纷纷表示了各自对褚英的不满，他们也都想扳倒褚英。褚英是在刀尖上成长起来的，从小接受的都是用武力说话，他的政治谋略和玩弄权术几近白痴。他认为要让“四贝勒”和“五大臣”俯首称臣，最好的办法就是武力解决。为此，他毫不掩饰地公然叫嚣：“我继位后，会将与我作对的的弟弟和大臣通通杀掉。”
褚英这样不知韬光养晦，锋芒毕露，杀机四射的心态;紧逼不舍，杀气腾腾的言语，让“四贝勒”“五大臣”都感到自危。共同的安危、利益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经过暗中一番策划，他们决定联手向努尔哈赤告发褚英。他们告褚英三大罪状：一是致使“四贝勒”“五大臣”彼此不团结;二是索要各位弟弟的马匹和财物;三是声称他继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
当努尔哈赤把控告褚英的文书拿给褚英看时，褚英毫不隐晦地承认自己是曾说过这样的话。立褚英当继承人引起这样大的矛盾，这是努尔哈赤没有料到的。是维护褚英的继承人地位，还是站在众人的一面，予以撤销?这让努尔哈赤很棘手，也感到十分痛苦。褚英勇猛有余，智谋不足，自己打下的江山交在他的手上，真是无法放心。另一方面，“四贝勒”各自都是旗主贝勒，都拥有很大势力，都是努尔哈赤不可或缺的基石。“五大臣”曾与他一起出生入死几十年，为他赴汤蹈火开辟疆土，是他的股肱心腹，没有他们就没有建州部落的生存和发展。还有一点，那就是褚英对权力表现的虎视眈眈，急不可耐，很可能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来夺取他的地位。
“两害相权取其轻。”权衡利弊之后，为了女真的基业，努尔哈赤决定站在人心所向的一边。他毅然收回了给褚英多于其他人的财物，给众人进行了平分，严重削弱了褚英的势力。努尔哈赤对褚英开始有意疏远，几次征战都没有让褚英随行，并且连守卫建州之责也没有交给他。这等于向世人宣布，褚英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继位人的地位。对父亲这样的抉择，褚英恼羞成怒，一次在努尔哈赤率兵出征时，他对自己的亲信说：“父王把原属于我的部众与诸弟均分，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宁愿死掉。这次建州兵出征失败才好呢。如果他们败退回来，我不让他们进城。”此时的褚英已是众叛亲离，他的这番话被一名亲信向努尔哈赤进行了告发。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将褚英囚入高墙幽禁起来。
据《旧满洲档案》记载：此时的努尔哈赤正在筹划建立政权，他考虑到若是保全褚英，让他继续存在，则会导致大局不稳甚至众叛亲离。于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痛苦地做出了除掉褚英的决定。这位三十六岁的继承人就这样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后金政权或者可以说清王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的指定继承人以失败终结。第一位继承人不仅从最高位置上栽了下来，而且还丢了身家性命。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改元天命元年，国号大金。这时据褚英被处死仅仅不到半年时间。褚英的悲剧告诉人们，在政治权力的逐利场上，政治成熟很重要。什么坑蒙欺骗，撒谎抵赖，死不认账，无中生有，栽赃陷害，颠倒黑白，这些都是政客经常用来保护自己、中伤他人的必备手段。政治上天真坦率岂不是在出卖自己?这样的“智慧”如何能趟得了政治权力的浑水?
明崇祯皇帝在刺杀自己女儿长平公主时，道出亡国之君最大的人伦之痛：“汝何故生我家!”不管努尔哈赤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后世看历史，历史总有着惊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