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腾讯传媒。36氪经授权转载。
1968年，美国非虚构小说《夜幕下的大军》甫一出版，作者诺曼·梅勒就因“融合文学写作和新闻报道”的叙述方式卷入舆论漩涡。他并没有急于为自己的小说辩护，而是倡导人们尝试这一全新的写作方法。2013年，他在《纽约客》写道，“依据我隐约的直觉，新闻的问题在于记者必须保持客观，这无疑是世上最大的谎言之一。”
也许是受诺曼·梅勒的影响，此后许多作家在自己的小说中加强了主观性。举个例子，澳大利亚作家安娜·芬德在《秘密警察的国度》一书中记录了冷战期间的东德，本该是客观的旁观式描述，她却以第一人称的自述开头：
宿醉之后，我在亚历山大广场站的人群中走着，就像是驾驶着一辆汽车，频频因为错误估计距离，刮蹭到垃圾箱和贴着广告的路桩。明天，这些淤青就会在我的皮肤上蔓延开去，就像是用底片显像那样。
——《秘密警察的国度》节选
过去50年来，非虚构创作的“信徒”都在模仿这一写作方法，用虚构小说的手法撰写真实的故事，虚构事件人物为角色，改编采访记录为对话，重建故事情节为场景，《帝国》《名利场》《纽约客》都频频刊登这类报道。“非虚构”这个词，已经不再新鲜，它成为了新闻界的日常。
但我们真的已经理解非虚构了吗？大多数人仍然将之定义在狭隘的文字阵地，比如特稿、小说写作等等。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跳出文学，纵览四档非虚构播客节目，探讨非虚构写作和音频这种传播介质融合的可能性。
Serial：用第一人称讲故事
将写在纸上的叙事新闻讲出来，可能会产生1+1>2的效果。播客主持人将文字转述为音频，受众就像是直接听到了作者的叙述，强连接由此形成。如果播主擅长创作播客画风的内容，那么听众自然会接纳声音背后的人，就像风靡全美的犯罪系列播客Serial的主创Sarah Koenig一样。
Koenig就像是千千万万听众的好朋友一样，和他们一起去寻找1999年女学生Hae Min Lee谋杀案的真相。可惜的是，在Serial第二季中，Koenig和听众之间有些疏远了，因为她没有采访被捕的Marine BeauBergdahl。不过，当她在第三季中回归时，紧凑而饱满的写作风格重新获得了听众的信任。
在政府大楼的电梯里，各种各样的人紧靠着待在一起，放眼整个国家，这样的地方也是屈指可数，每每想到这，我就感到乐观。我喜欢想象着，我们所有人都如此近地贴在一起，蹬着实穿的高跟鞋，或是穿着Timberland的靴子，或别着美国国旗样式的胸针，或粘着假睫毛，或散发着Axe古龙水的味道，或嵌着整形科的填充物，或绣着泪滴形状的文身，也许端着咖啡。
当电梯门打开的一刹那，我们鱼贯而出，抵达各自的楼层，没有人流血，也没有人流泪，这是一个微小而又让人开心的节点，提醒着，我们在一起。
——Serial第三季第一期节选
新播客节目Serial的制作对Koenig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她曾经在The American Life做过十年制作人。但两档节目的最大区别在于，Serial不再受限于播放长度。播客节目的时长能够准确的通过需要而定，每一集、每一季都没有固定的时长限制。
正因如此，制作人Koenig和Julie Snyder才能够专注在矛盾和疑点上，随着案件调查过程的推进以呈现来龙去脉，而不只是平铺直叙。这无疑是他们的绝招，给听众以“声临其境”的现场感，催生了热烈讨论剧情的Reddit小组和粉丝俱乐部。
Serial走红的另一因素则是将Sarah本人构造成故事的角色之一，不过，这是一个偶然的想法。2016年，Snyder在悉尼歌剧院对观众说，“我觉得她最开始不是很喜欢这一提议，但我指出……这不是技巧，也不是在迎合些什么……这是为了服务整个故事，你需要为了这个故事去亲身体验这件事，这个故事因为无数的细节而显得真实，唯一能让听众了解到细节的重要性的方式，就是让Sarah告诉我们，她是怎么做的。”
Sarah的加入拉近了节目和听众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听众们感觉自己更像是在扮演调查者的角色。《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赞扬了Koenig在提高新闻业透明度进程中的贡献。Snyder回忆说，有时候她会说“我不知道如何做，我不知道这个点重不重要。”事实上，Sarah Koenig大方承认自己的无知和困惑，不仅没有降低她记者身份的可信度，反而还加强了人们对她的信任。
ZigZag：播客主持人和听众在一起
Serial的走红揭示了声音的魔力，更重要的是，它点出了播客这种媒介的本质。所有在电台工作过的人都了解，声音天然具有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20世纪3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炉边谈话节目，通过收音机向全美人民宣传。经由电波传过来的沉稳声音，安慰了身处经济危机中的美国人民。在Snyder的口中，广播就是“移情机器”。
但与广播相比，这一特性在播客节目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人们通常带着耳机收听播客节目，这是一对一的体验，在保护隐私的基础上保证了听众的集中力。还有一个原因，播客作为一种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的媒体，为亲密关系创造了理想条件。
反观广播，每个时间段收听到的都是不一样的节目，而一旦转动按钮，又是一档完全不同的节目，听众和某个广播节目之间的联结并不强烈。播客的优势在于，主持人预设听众对节目感兴趣，因而能以更放松、更真实的声音与听众交流，加强彼此的联系。
在独立播客网络Radiotopia主持节目ZigZag的Manoush Zomorodi用一个词总结了广播主持人和播客主持人之间的区别——“拥抱”。同样是Note To Self这个节目，当她在纽约公共广播电台WYNC做主持人时，她与观众之间的互动热情诚恳，但主持人的专业感不免带来距离感；但当她开始做播客，节目的粉丝在公共场合向她张开了怀抱。
2016年，她在悉尼举行的播客会议上将播客归结为：“我陪着他们，一起从地铁站回到家里，我和他们在一起。”而且，无须受到监管限制使播客主持人的发挥更加无拘束，这进一步缩短了耳机两端的距离。Zomorodi强调，“我们是朋友。”
S-Town：别出心裁的剪辑让影响力倍增
调查类播客节目S-Town是久负盛名的皮博迪奖得主。它完美地融合了非虚构新闻的传统和音频新闻的优势，在首播第一周就获得了1600万的下载量。这档节目的剧情围绕着John B. McLemore展开。（编者注：此人是真实存在的，节目的前期由他本人参与，亲口叙述S-Town的种种荒谬；后期McLemore自杀了，节目围绕其亲属的遗产争斗展开）
McLemore是一名40多岁的古董钟修理工，住在S-Town（注：McLemore称他的居住地为Shit Town）,对应着现实中的阿拉巴马州。如果是非虚构新闻的写作者来操作，读者只能享用发表在纸上的细节盛宴。而S-Town可以带着听众一起，亲耳听到McLemore以美国南方特有的、单口相声般的节奏，发表着关于气候变化、欺骗和无知的演讲。
我们就是一个“该死”的国家，到处都是鸡屎、马屎，到处都有人打小报告，实在是糟透了，整天唠唠叨叨的，到处都是肥仔、软蛋，社会都畸形了，天天偷看窗外，窥探四周，在手机上侦听别人，在小孔里、在“该死”的门缝里窥视、偷听别人。
——S-Town节目节选
节目制作人Brian Reed和Julie Snyder并入了歌剧音轨，配合McLemore的咒骂，找到两轨融洽且能凸显McLemore风格的平衡。随着咒骂高潮的来临，歌剧不断走高，McLemore沉沉地叹了一口气，以意想不到的温和语调说道：“我得喝点茶。”
将高雅的歌剧和文身、乳环等元素放在一起，似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是人类声音自带的情感，以及阿拉巴马州小镇故事的诱人节奏，盖过了歌剧的光彩。
节目制作人Brian Reed
通过S-Town，制片人Snyder和Reed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制作了一部非虚构音频小说。Reed毫不掩饰自己的主观色彩，引着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例如，在第二期中，他“带着”听众一起去McLemore的朋友Tyler开的文身店，在那里遇到了一些讨厌的人。他坦白了自己的不满。
Reed：为了（在这个镇子上）保持低调，我假装去做很多让我非常不舒服的事情，例如，当有人在刚开始交谈的几分钟里对我说话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佩戴麦克风的制作人，我假装一点也不吃惊、难过或是害怕。那些话带着种族歧视的色彩，无比荒谬，不停地重复一个可怕的单词。
BUBBA：你知道，我们有免税劳工。但这和一帮采棉花的“黑鬼”（注：在S-Town上仍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在酒吧聊天，当地人常常称非裔美国人为
‘nigger’）没关系。我们努力地工作，我们得到的所有都是我们赚来的。
——S-Town节目节选
在随后的几集里，Reed表达了自己对故事另一重要人物Tyler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定义善恶的人物。当Reed得知McLemore自杀的时候，他记录下了自己对这一消息的震惊反应，进一步放大了情感的复杂性。除此之外，Reed在对McLemore的家庭调查进程中，像Koenig一样不掩饰自己的不确定，这也增加了故事的吸引力。
Wrong Skin：小众故事进入主流视野
Richard Baker是澳大利亚著名报纸《时代报》的一位知名调查记者。他曾和Michael Bachelard共同主持一档屡获殊荣的播客节目——Phoebe's Fall（《菲比的坠落》），调查一位年轻女性在豪华公寓楼垃圾槽中的离奇死亡事件，同时还揭露了这起案件中警察的调查失职。这档节目在年轻女性群体中迅速走红，促成了死因调查的进展。
知名播客制作人SiobhanMcHugh也是Phoebe's Fall的主创团队之一，负责为脚本、结构和剪辑提供建议，帮助记者和主持人适应这种新的媒介。音频叙事有优点，也有缺点，比如对实时播放的音频来说，分量和节奏至关重要，也没有很好的方法像视频停格一样操作音频。
Baker还挑战了另一桩更难的案件，将其改编为播客。1994年，在西澳大利亚，一名年轻女子突然死亡，同时她的男友也失踪了。这对年轻的恋人是澳洲土著居民，据说他们的关系使当地长老愤怒，因为当地有传统禁忌，而他们分别来自两个本不能结合的家庭。这次结合，就是一场错误（Wrong Skin）。根据先前的约定，这名年轻女子应该是另一位年长男子的童养媳。
复杂的故事剧情，在展现民间传统文化和现代法律的碰撞之外，同时涉及权力、腐败和贪婪的命题，涉及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矿业税。这个故事在与世隔离的美丽土地上发生，向世人传达着连澳大利亚人都很少听到的原住民的声音。
可以说，这个故事具备了成功播客节目所需的所有因素，情感充沛，阴谋重重，结局不明，但考虑现实，这个节目的制作难度很高。
Richard Baker承认，不管是哪一种媒介，Wrong Skin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大多数观众不了解Wrong Skin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和发生地，而Phoebe's Fall不一样，它的主人公和很多人一样，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漂亮的白人，因此，Wrong Skin的吸引力也许会大打折扣。
但是我认为这个故事很饱满，能给听众提供新鲜内容。这就是最好的反馈，许多人说自己原本对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一无所知，但通过Wrong Skin学到了很多。”
经过一年的筹备，Wrong Skin在2018年7月上线，一个月内上线了6集，同时上线的还有一个多媒体网站。这一系列播客节目的制作挑战很多，比如主流受众难以理解带有原住民发音特色的英语（英语通常是他们的第三或第四语言）。但主创团队坚持让受众听见这些常常被边缘化的声音，并为此采用了围绕声音编写脚本的方法。
故事的发生地是西澳大利亚州的金伯利地区，与法国面积相当，但只有4.4万人居住。远离墨尔本、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因为这些客观障碍，主创团队有时只能进行电话采访，有时会遇到信号接收不良的情况。
而且，这一地区居民的文化和政治敏感性极高。一些原住民（自称blackfellas）认为非原住民（whitefellas）没资格讲原住民的故事。
而其他原住民则认为，既然大家都生活在澳大利亚，如果澳大利亚人能尽可能多地了解原住民连绵6万年之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么更有可能实现共赢。因为Baker早先接触过原住民，就由他继续和原住民打交道，调查整个故事。除此之外，制作团队聘请了一名原住民顾问，提醒整个团队也许会出现的逾矩行为。根据建议，制作团队对最终的剧集做出了一些调整。
Wrong Skin的制作班底几乎都是Phoebe’s Fall的原班人马，制作流程也类似。Siobhan McHugh依旧负责声音的层次感，例如音乐营造的氛围等等。
在Phoebe’s Fall的制作过程中，教记者学会使用声音而不是文字来讲故事是艰难的。McHugh常常在听完一集初稿之后，不断说着天书一般的要求，“让它呼吸。”采访内容的呈现需要“空白”，比如音乐停顿，让听众能够吸收听到的内容。
在第二次合作中，工作人员开始理解McHugh的要求。“用你的耳朵想想”，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首先要做好基本工作，比如保证麦克风在稳定的状态下录音，尽可能减少背景噪音。但与此同时，McHugh强调声音的无限可能，一声独特的鸟叫、磅礴的雨声、体育比赛中的欢呼声等等，这些声音都有一定的概率会激发听众的想象。
对声音的意识提高了节目的听感。在Wrong Skin中，顾问Wayne在河流中发出的巨大水溅声，狗喘着粗气，听众似乎能直接感受到河流的存在。
学会“思考声音”是Baker的重大转变，当他参观故事女主Julie Buck的坟墓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在我考虑要说的话之前，我要确保录到不断迈近的脚步声，风吹过的声音，她安息的地方是那么孤独。在Phoebe’s Fall中，我绝对不会想到这么做。”
Baker撰写的脚本也更适合音频。他学会描述自己在录音时的场景，以及交谈对象的容颜，弥补场景的空白。
第一次见到Joe时，就觉得他很爱笑，看起来就是一个刚满70岁的男人，戴着一顶大牛仔帽，像这个地方的许多男人一样，穿着蓝色长袖衬衫，盖住了宽阔的胸膛。他对年龄的唯一让步，是棕色大眼睛前蒙着的一层薄雾。
——Wrong Skin节目节选
Baker的另一重大转变是对调查内容有了自己的回应。
在新娘的问题上，我陷入了沉思，一边想着我有什么资格质疑他们数千年来的文化习俗；一边又很想知道，一个女孩，比如我自己的10岁女儿，在被许配给一个比自己的年龄大一两倍的男人时会想些什么。
——Wrong Skin节目节选
主观视角的代入几乎是播客节目必不可少的。Baker坦白，以前他很反感第一人称写作，“在纸媒记者的写作训练中，事实二字常挂在嘴边。”但是，通过音频的情感力量讲故事是另外一回事。Baker补充说：“对于收听者而言，无论主持人的自我评价如何，他们都想知道你对故事的想法或感受。”
对新闻报道而言，深度采访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播客节目中，深度采访撑起了整个节目。
Baker发现，他必须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调整自己的调查方法，“在金伯利地区，作为一个局外人，如果你不能放松下来，入乡随俗，随大流，那你就会觉得沮丧、疲惫，你的言行举止会让当地人不想和你说话，更别说信任你了。我在当地就顺其自然，和一个人见面之后，突然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说要认识我。”
在Phoebe’s Fall中，Baker的语调是冷冰冰的分析师语调。到了WrongSkin，他的调查技巧依然扎实，但他的叙述更加带有个人情感。“我仍然奉行‘少即是多’的准则，如果谨慎使用主观视角的写作和脚本编写，将会迸发更大的影响力。”
得益于以上提到的种种尝试，这则播客节目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5月的澳大利亚播客奖中获得了澳大利亚年度播客奖和最佳调查播客奖，又在2019年6月的纽约广播节上赢得了金奖。但是Baker最乐于看见的是，这片澳大利亚古老土地的生活与传说吸引了听众，为更多人所熟知。
文字是最通用的媒介，但并不是唯一一种。尽管详实的描写能够极大地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但真实情境和读者感受之间依然隔阂不浅。或许，用声音来填补文字和情境之间的空白，会成为非虚构作品焕发生命力的绝佳机会。
参考链接：
1.https://niemanstoryboard.org/stories/subjectivity-hugs-and-craft-podcasting-as-extreme-narrative-journalism/
2.关于播客S-Town的介绍:
https:///note/619151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