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阿斯卡尔·阿卡耶夫。图/IC
文 |《财经》记者 马国川
编辑 | 苏琦
“我首先是科学家，政治工作只是我人生中间的一段，”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斯卡尔·阿卡耶夫（Askar Akayev）说，“虽然这个中间过程时间很长，不过后来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阿卡耶夫是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首任总统。此前他是知名的物理学家，曾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院长。2005年辞去已经担任15年的总统职务，离开吉尔吉斯，从此长住俄罗斯。
近日，这位传奇人物在上海接受《财经》记者专访，畅谈他对于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全球化以及世界局势等问题的看法。
作为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阿卡耶夫研究领域涵盖数字化经济过程的经济理论和数字模型。他关注当代世界的普遍数字化和机器人化。在他看来，高科技发展可能危害人类本身，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应该对人工智能等研究建立监管机制。尽管全球化遭遇挫折，但是阿卡耶夫主张，应该继续推进全球化。“未来的全球化，应该是普惠的、全球共享的智能全球化，应该是真正对全世界有益的全球化。”
阿卡耶夫关心世界发展，他通过计算机数学建模，对那些有全球性的问题进行长期的动态研究。他认为，当今世界不再可能发生冷战，因为世界多中心、多元化而变得更柔性。“我相信，新一代年轻人将成为创造的一代，他们能够重构一个文明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阿卡耶夫如是说。
人工智能是福是祸？
《财经》：作为一名科学家，目前您主要关注和研究什么样的问题？
阿卡耶夫：我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当代世界的普遍数字化和机器人化的社会后果。数字化发展迅速，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给人类社会的冲击很大。
《财经》：作为一个科学家，您认为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
阿卡耶夫：人工智能发展为人类提供了许多便利，但是如果人工智能领域没有监管，任其自由泛滥地发展下去，也必将对人类产生很大的不良影响。
比如说，现在一些国家的军队里有很多士兵是机器人，还有天上飞的很多无人机。在军用的时候，它们不需要人的指令，自己可以直接做决定消灭人。所以必须严格监管，乃至禁止生产这类东西。美国的马斯克就公开呼吁过，要禁止继续研发和制造拥有人工智能的自动化武器。
《财经》：看来，对于人类来说，科学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阿卡耶夫：科学成果是人类创造的，也都掌握在人类的双手当中，就看怎么使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呼吁世界先进国家建立有关人工智能的管理规定。这个方向是对的，下一步应该在G20的范围内继续推动落实。因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世界大家庭里。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应该建立某种机制，对那些危害人类的风险进行管控。
《财经》：但是，政府监管恐怕远远跟不上科技的发展。因为虽然是全球化的世界，但是不同国家仍然存在，不同政府诉求不同，很难达成共识。
阿卡耶夫：没有别的办法，目前只能通过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通过政治协商达成协议，然后督促各国去做。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们都是有祖国的。他们要服务于国家，服从政府的领导。只要政府行动起来，是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的。
《财经》：有些科学家就非常悲观，比如已故的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就说过，“成功地创造出人工智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但这极有可能是人类文明最后的进步。”
阿卡耶夫：虽然有这种担忧，但是我认为不会发展到那种状况，因为人类毕竟是有理性的。人们对于科学、对于人本身都有评估，不可能突破某种限度走向自我毁灭。
我希望人类能够控制好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例如，将来机器人和人类形成这样的关系：每个人都能够做自己擅长的工作，机器人作为聪明的、友好的辅助者与人类一起工作，和谐共处。
《财经》：人工智能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的机器人化，会不会导致大量失业？
阿卡耶夫：目前已经有120万机器人在工厂里工作，到明年这个数字将达到310万。在其他领域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机器人。平均来看，每一个机器人可以取代6个劳动者，这必将导致大量失业，并极大地拉低劳动报酬。预计到2030年高技术劳动者与低技术劳动者的收入比将从3∶1提高到5∶1，到2050年因为大量使用机器人，将导致11亿人失业。
《财经》：这必然意味着，贫富差距问题将更加严重。六年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里指出，人类的社会不平等在加剧，贫富差距慢慢的变大。
阿卡耶夫：是的，收入的不平等将加剧。皮凯蒂提出的问题值得关注，他分析的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时段的经济社会现象。由于数字化的发展，人类的社会不平等将会更加严峻。改变贫富差距的加剧趋势，让事态发展有利于普罗大众，主要还是取决于各国政府。政府应该利用社会创新，来减少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
在国际学术界，学者们不断地通过写文章、写书来揭示问题，唤起民众和政府的关注，阻遏新技术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不要让问题恶化。特别是财富分配上，一定要避免出现太大的贫富分化。
政府应该倾听学者们的声音，创造各种办法，来缓解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冲击。例如，芬兰试验“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不需要任何条件与资格，只要属于本地市民，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到一笔基本收入。虽然其效果还有待观察，但毕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财经》：人工智能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如何应对科技的发展？
阿卡耶夫：未来社会要求，一个人必须具备坚实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愿意通过工作和持续教育不断学习，有系统思考和创新能力，有沟通能力和管理才能，能够在跨学科的团队里工作，有坚定的人类世界观。工业化时代流水线式的培养人才模式显然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要求，必须对现有的教育体系进行一次根本性改革。
未来的全球化
《财经》：其实在技术发展之前，贫富差距慢慢的开始扩大。有的人说，全球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阿卡耶夫：同意，不过全球化也确实提高了许多国家的国民收入。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是1870年－1913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从0.6％提高到1.3％，领导者是英国；第二波全球化浪潮是1950年到2010年，在一代人时间里实现了人均收入翻倍增长，领导者是美国。
我把第二波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0年到1995年前后，经济全球化受到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的强劲推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享受了资本收益，因此非常积极地推动全球化。第二阶段是从1995年以后，全球化红利溢出，一部分利益流向了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参与新一波全球化，分享了一部分全球化红利。全球化让中国摆脱了贫困，迅速发展起来。
《财经》：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在收入分配领域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社会认同的割裂将世界政治推向分化，出现了反全球化的逆流。那么，未来的全球化路在何方？
阿卡耶夫：全球化应该继续推进，不能倒退。未来的全球化，应该是普惠的、全球共享的智能全球化，应该是真正对全世界有益的全球化，而不应该是局部利益的全球化。中国政府积极提倡新全球化，印度也是如此，因为中印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全球化的未来走向，还有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大气对全球的影响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都涉及到人类整体的安全，应该通过联合国来寻找解决方案，然后各国携手共同解决。
《财经》：遗憾的是，联合国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阿卡耶夫：不管是地区性问题还是全球性问题，都需要相关各国联手合作。除了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都很重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声音越来越得到关注。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慢慢的变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参加进来，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些全球问题上，中国也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倡议。
《财经》：在您看来，当今世界最危险的是什么？
阿卡耶夫：最大的危险就是霸权主义，它导致许多地区发生动荡和战争。因此需要制衡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否则世界可能真的要出大问题了。
《财经》：其实比起政治来说，对人类影响可能更大、更长远的还是技术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当今对人类发展最大的危险，可能还是技术发展。
阿卡耶夫：我曾经是职业的科学家，现在又回到科学家行列。实际上，科学的发展是为人类服务的，是为了解决人类生活的各种需求，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完善。科技是向善的力量，只有政治才会让科技朝着有害人类的方向去发展。反人类的社会运动和战争都是政治导致的。例如核能，本来是造福人类的，可是政治把它变成了武器。科学家们在实践中发明了原子弹，但是反对使用原子弹。
《财经》：最典型的就是爱因斯坦，1948年他在写给“国际知识界和平大会”的信中说道：“科学家的悲剧性命运使我们帮忙制造出来了更可怕、威力更大的毁灭性武器，因此，防止这些武器被用于野蛮的目的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阿卡耶夫：还有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我曾经有幸和他一起在苏联科学院工作，在学术上有一些交往，我们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相当于议会的上院）的同事。萨哈罗夫后来反思自己的行为，在上世纪60年代主张禁止核武器以及核试验，积极宣传绿色环保理念。萨哈罗夫曾表示，“在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同时我也明白和意识到，我所从事的工作是多么可怕。”
作为科学家，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明。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些发明成果是做善事，做对人类有益的事。
世界局势在变得更柔性
《财经》：您既是科学家，也是位著名的政治家，目前您主要关注和研究什么样的问题？
阿卡耶夫：我首先是科学家，政治工作只是我人生中间的一段。虽然这个中间过程时间很长，不过后来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最近十多年，我一直在研究科学。我现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进行大规模计算系统数学研究，选择那些有全球性的问题，通过计算机数学建模，进行长期的动态研究。
我研究的基本方向是世界发展的动态，包括全球经济发展、全球气候变化等，也包括对个别国家的研究，例如俄罗斯、中国、美国、印度等。我们根据实际问题来建立数学模型，对数学模型进行求解，然后根据结果去解决实际问题，模拟和预测未来的发展。
《财经》：这种研究很重要，因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希望在纷乱的信息中把握未来。
阿卡耶夫：我们的研究就是进行不确定性和风险分析。通过分析，就能够了解世界的大致走势，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把“一带一路”建模的，建模之后又用计算机去模拟，看“一带一路”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对欧洲、非洲、美国乃至全球有什么影响。我们计算机模拟出来的结果显示，“一带一路”这种大型的项目可完全抵消美国贸易战的影响。
《财经》：在您的研究中，是否预测到中美经济摩擦？这种摩擦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
阿卡耶夫：我们分析过中美贸易战。实际上，贸易战不是特朗普发起的，而是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出现。奥巴马提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其作为美国新的贸易框架的基石，也是美国重返亚洲的经济支撑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及时的。
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中美贸易战不会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带来太大影响。因为中国近十年里，经济发展有两个“轮胎”。
第一个“轮胎”是出口，改革开放以后出口型经济给中国带来第一次发展机会。
最近十年，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轮胎”，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将给中国带来第二次发展机会。出口和内需结合在一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可以平衡贸易战的影响。
《财经》：有人担心，如果把控不好的话，最后可能会引起中美双方“脱钩”，形成“两个平行的世界”。如果按照您的观点，是否可以说，即使“脱钩”也没问题，中国还能够继续发展？
阿卡耶夫：不可以。我只是说，“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可以平衡和抵消美国贸易战引起的损失。中国如果完全脱离美国是不行的，因为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量很大。根据我们的模型，在未来十年之内，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还是美国。毕竟美国仍然是一个发达国家，购买数量巨大，而且有购买能力。
《财经》：目前世界局势的变化让有识之士非常担心，最悲观的观点认为，世界可能会发生新冷战。
阿卡耶夫：我认为不会，因为现在的世界越来越多元了。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我们身处两极世界，苏联和美国对抗，形成了危险的冷战局面。现在的世界是多极的，除了美国，欧盟、中国、印度、俄罗斯等都是重要的平衡力量。世界局势会因为多中心、多元化而变得更柔性。
例如许多人担心中美关系恶化。在我看来，中美的争议是难免的，但这些争议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不一定会引起冷战，而会促使两国政府更好地去面对问题、解决争议，从而促进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我相信，新一代年轻人将成为创造的一代，他们能够重构一个文明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
（本文首刊于2019年11月2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